• 康桥汇世青睐的基金经理有何特点？
• 康桥汇世如何评价定量和人工智能分析？
• 康桥汇世对对冲基金的评价是什么？
• 康桥汇世如何看待固收？

Ted

从共同投资的角度来看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，我们要弄清哪些交易适合与我们的经理人一起进行共同投资。

卓利

我们要选择通过评估调查的合适交易。

Ted

通过评估调查的合适交易。是的。

卓利

然后我们会看一下这是否会影响客户的对客户是否有利益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会对这个交易进行评估调查。

Ted

你的团队会二次承保有潜在可能的交易吗？

卓利

会的，我们从经理人那里得到信息，然后就会承保这些交易。

Ted

在你以特定标准进行调查筛选后，你明白这是一个可投资的领域，这也是经理人所擅长的板块，那么你是如何判定你的团队是在创造价值的？

卓利

我认为，如果相比于我们已经投资的基金，我们并不在创造价值，或者我们无法以更高的回报率来配置资金，增加这部分的资本配置，那么我们可能就不应该做这个。我们的数据库中有很多信息，我们会据此来衡量这个交易带给我们的优势是什么。

Ted

当你足够细心时，你会发现这种过滤机制是有用的。它并不是一个指数指标，你可以说所有符合我们所喜欢的经理标准，或者我们认为规模合适的交易，我们都会想进行共同投资。

卓利

你可以对比一下，自己是怎么做的，普遍的做法又是什么样的。我们都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，但是客户也会有他们想做的一些事。他们会给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设定参数，他们会创造需求。如果是我们可以酌情决定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创造需求。基于一些标准的影响，我们看到的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些基金会会把他们的价值观反应在他们的投资上，或者至少不会偏离他们的价值观。

我们看到捐赠基金和基金会的群体日益壮大。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，我们在私人客户领域所看到的情况是，当财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时候，无论是一代财富创造者，或者是二代、三代、四代财富继承者，他们都非常注重确保自己的投资与他们的价值观相一致，或者是能够影响世界。

在这个领域，我们创建了一个三十余人的团队来帮助客户完成他们的工作。在美国的团队规模已经很大了，在英国和欧洲的团队规模更大。他们都是共同投资者，他们所关注和寻找的事物和行业板块都是符合他们价值观的。

Ted

当你考虑授权部分的影响时，对于资产类型驱动资本配置结构的情况，你是如何考虑的？

卓利

一般来说，我们与资产所有者进行共同承保，帮助他们了解和实施影响力投资组合的各种方法，如果有需要权衡利弊的情况出现，我们会调整他们的资本配置和他们进行资产配置的方式，从而达到他们的目标——用资本配置来反映他们的价值观。

Ted

那你有没有一个比较通用的方法？

卓利

没有。因为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了。人们做着各不相同的事情，从试图避免一些投资，到主动投资一些他们认为会对社会和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事情。

Ted

那是在私募市场。那么在传统的股票市场上，你是如何实施主动管理的？

卓利

这是非常有趣的。我们正在寻找能够在流动市场产生大量价值增值的方法，尤其是在流动的股票市场。的确，在有些市场里很难产生价值增值，但是我们仍然在寻找具有很好执行能力的经理人。

Ted

你喜欢的经理人有什么特征吗？

卓利

特征通常会随着市场而改变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偏向于那些可以被我们高度信任的经理人。我们可以分散他们的特质风险。在识别这些经理人上，我们还是很成功的。在某些市场中，这种130-30、beta-1的限制性跟踪策略还是非常有效的。只要我们可以理解价值增值产生的驱动力是什么，只要我们能够持续监督和评估这些经理人是否仍有优势，我们对于各种策略也都是开放的。

Ted

在只做多头股票市场，你对现在大家愈发看重的定量分析技术和人工智能怎么看？

卓利

我们对给具有前沿定量分析技术、人工智能技术、交易投资算法的经理人配置了数量众多的资产。只要能在不同方面帮助我们处理信息，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哪些地方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，不管是在筛选过程中，还是在评估过程中，我们都是非常开放的。

Ted

现在你对于对冲基金有什么看法？

卓利

这是一个含意很深的问题，因为这个行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实现它的承诺。我想在这一点上，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。我想说的是，对冲基金是一种不值得投资的资产类别。现在有七千到八千支对冲基金，我们认为只有100到200支值得投入机构资本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自己可以查证一下，我的意思就是不应该在对冲基金上投入很多资金。

另一件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，与我们看好的经理人进行合作，给超额收益的资金一个公平的分配。我们认为，资产所有者应该得到至少65%到75%的资金分配，经理人可以有20%或30%的比例。如果现有的费用结构不能带来这样分配比例的结果，那么我们就会努力改变现有的费用结构，无法改变的话我们就会选择离开。

我们一直都是非常主动的。合适的费用或者更低的费用是确保你可以得到更高回报的一种方式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内价值投资（特别是长短期价值投资）表现得非常不稳定。这或许是一个永久的转变，或许只是周期循环的一部分，就像1998年和1999年那样，这和我当时的记忆非常相似。

Ted

当你看到这样一个场景，通常人们会说，“有100到200个经理人肯定会增加价值。”市场是非常有效率的，有人才的市场是更有效率的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希望获得公平的费用。因为看到了有价值增加的迹象，你想招聘一些经理人，这时你可能想得到一个更公平的费用，一个供应和需求相匹配的费用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是如何抉择的？

卓利

我对于公平的理解是，相对于价值增加的部分要公平。如果因为经理人的数量不足而导致价值的大量增加会有困难的话，那么就需要一个更高级更合理的费用结构体系。但如果不会的话，那么我们就需要继续前进。那些和我们一起进行投资的经理人，其中有些业绩很好，有些在职时间很长，无论是在服务条款还是在费用方面，我们真的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合作伙伴关系。

我认为好的经理人都想让自己成为资产所有者的良好合作伙伴。

Ted

当人们更关注费用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我们不再经常听到了——策略的透明度或不透明度。我们的策略执行到什么地步了？下一步我们要关注策略的哪些方面？

卓利

我们的底线是一定要有透明度，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什么是回报收益的驱动因素？回报收益是怎么产生的？它是超额收益的结果，还是市场波动的结果？如果不透明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进行投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能会错过一些优秀的经理人，但这是我们为顾客进行投资时必备的基本信念。

Ted

那这意味着什么程度的透明度呢？因为你刚才谈到的一些东西是结构上的，而不是程度上的。

卓利

经理人会给出业绩的影响因子。我们从所有的经理人那里获得业绩影响因子，找出哪些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回报收益的驱动因子和贡献因子。一些策略其实是更加结构化的。很显然的是，没有人会给我们一个顺心如意的投资算法，但是他们会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在摆脱何种类型的无效，他们必经的过程是如何的，他们是需要更新算法，还是需要引进一个新模型来创造收益。基于这样的一些基础策略，我们的理解得到了加深。

Ted

那么你如何看待固定收益市场？

卓利

如果你问估值的话，固定收益很丰富，利差有点紧。你必须利用一些更复杂的工具才能真正找到不错的风险回报机会。在经理人的价值增值方面，我们仍然有能力找到能够在高质量固定收益方面增加价值的经理人。也就是说，对于我们的捐赠基金和基金会客户、私人客户来说，他们不会选择很多的国债或公司信贷，更多的是在养老金方面采取一些化解风险的策略。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思考——以估值为基础。它在投资组合中扮演什么角色?它能对冲通缩或衰退吗? 你能通过选择经理人来增加价值吗?